曾修讀社會學的背景，讓我習慣透過「標籤理論」反思：社會往往輕易將殘疾、綜援家庭定型為單純的「受助者」，從而忽略了他們故事中的「韌性」。在病人資源中心的實習，正是我實踐「去標籤化」，在病歷以外，重新看見「人」的過程。

這是一個險些被「結案」的家庭。轉介信寫著：「腦退化母親照顧中風兒子」。連打三天電話無人接聽，就在即將終止跟進的一刻，電話終於接通，傳來的是兒子模糊不清的急躁聲，原來中風奪去了他的清晰語言。我不願放棄，邀請他們到中心會面。那天，我看見滿頭白髮的母親費力地推著輪椅上的兒子(化名：強哥)進來。兒子不僅面對身體癱瘓，更背負著離異、破產的過去。他內化了社會給予的標籤，自覺是「連累阿媽」的失敗者，深陷於無力感中。

由於強哥言語不清，我耐心地拼湊他的單字。社會定義他為「被照顧者」，但我試圖挖掘他的能動性。當他訴說想放棄時，我問：「經歷了這麼多風浪，是什麼讓你願意咬緊牙關走下去？」他看著母親，流著淚艱難地說：「阿爸走之後，我知道我要照顧好阿媽。」那一刻，標籤被撕下了。他不再只是病人，而是一位信守承諾的「守護者」。確立了這份生命動力，我更邀請這對母子參加支援小組，並連繫社區長者中心服務，讓他們從封閉的兩人世界中走進社群。

這次實習讓我體會到，社工的價值展現在不同維度。無論是用個別的輔導工作、小組工作，還是社區推廣工作:在醫院推廣「HA Go」的街站中，為長者解開一個小小的程式困惑，本質都是一樣的。有時我們以為一定要驚天動地的改變才算助人，但原來只要願意「行多一步」，多打一通電話、多做一個簡單解說，就能為無助的人帶來巨大的釋懷。這份「勿以善小而不為」的信念，將是我未來社工路上最堅實的指引。